焚燒爐焚燒垃圾前需要分類

　　在發(fā)達國家，垃圾焚燒確已是非常成熟的處理模式。垃圾焚燒法處理效率高、占地面積小，減量效果好，穩(wěn)定化速度快，余熱還可供發(fā)電。對土地緊缺、人口密度大、垃圾總量持續(xù)遞增的城市來說，垃圾焚燒幾乎是取代傳統(tǒng)填埋方式的惟一選擇。在建設高峰期，日本的垃圾焚燒爐數量曾一度高達六千多座。瑞典、丹麥、法國、盧森堡等國均嚴重依賴于垃圾焚燒模式。

　　在垃圾焚燒項目大力推進的背后，真正值得擔憂的問題不是二噁英排放，而是垃圾分類推行不力。在未經分類回收和挑選的情況下，垃圾無法“變廢為寶”，進入焚燒廠后，也只是質量低劣的發(fā)電原料。這種模式在享受政府補貼之時，也埋下諸多隱患。

　　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種類多、組分變化大，嚴重影響垃圾焚燒廠的運行控制。垃圾未經分類混在一起，既有塑料、紙這樣的可燃物，也包括玻璃、金屬這樣的不可燃物。這種原料環(huán)境下，焚燒過程容易出現結塊堵爐、燃燼率低、甚至熄火停爐等事故，直接導致“渣多，設備損耗厲害”。

　　垃圾未經分類，使得垃圾處理和發(fā)電成本大幅提高。在我國城市生活垃圾中，廚余類有機垃圾組分較多，廚余含水率基本決定了垃圾的含水量。垃圾含水率高，粘連性強，使得垃圾焚燒廠對垃圾的機械分選以及其他預處理非常困難。同時，水分含量高使得垃圾的熱值降低，無法實現自行燃燒，必須添加高熱值的煤炭等輔助燃料。研究表明，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的平均含水率超過50％，平均低位熱值僅為4000kJ／kg，無法達到焚燒爐燃料低位熱值6000kJ／kg的標準，而日本分類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熱值能達7000kJ／kg以上，焚燒穩(wěn)定且發(fā)電效率高。

　　在垃圾未經分類的情況下，即使采用與國外相同的技術和設備，垃圾焚燒還是容易引起二次污染。比如，廚余類廢物是城市固體廢物中N元素和Cl元素的主要來源，這類生物質垃圾會加劇焚燒帶來的廢氣污染，以及重金屬物質的排放。

　　垃圾先分類后焚燒，對控制致癌物二噁英的生成也大有裨益。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有一個必要條件，就是含有氯元素。垃圾當中的含氯塑料制品和含鹽分較多的廚余垃圾，正是產生二噁英的“罪魁禍首”。此外，若垃圾含水量過高，缺乏輔助措施的情況下，焚燒爐煙氣難以維持在不產生二噁英所要求的820 以上高溫條件。

　　從垃圾的源頭進行減量和分類利用，始終是學界公認的垃圾問題真正出路。在垃圾管理體系中，垃圾焚燒處在金子塔的最底層——與垃圾填埋并屬于末端處置，塔尖是著名的垃圾處理3R原則——減量使用（Reduce）、重復使用(Reuse)、循環(huán)使用(Recycle)。歸根結底，垃圾焚燒只是匹配垃圾分類的終端環(huán)節(jié)。

　　作為最早應用垃圾焚燒發(fā)電技術的國家，日本的垃圾處理轉變過程是一個典型案例。2000年，日本名古屋曾經歷一場“垃圾危機”，在垃圾多到超出焚燒爐的承載量后，名古屋開始將管理重點轉向源頭的控制和分類管理。在垃圾分類上，日本現已堪稱世界上規(guī)則最為嚴苛的國家。在橫濱市，垃圾類別為10類；在德島縣上勝町，垃圾更是細分到44類。垃圾分類越細致，利用越充分，焚燒也就淪至“補救措施”的地位。

　　同樣是垃圾焚燒大國，瑞典在垃圾分類上一直是不遺余力。根據環(huán)境影響和再利用程度，瑞典將垃圾分為預防、再使用、物質再生、能源轉化、掩埋5個層次。垃圾分類和投放明確，才能保證后期的高效處理。近年來，歐盟部分焚燒大國已開始頒布“焚化爐禁建令”，以謀求在垃圾減量和分類上有更多作為。

　　臺灣地區(qū)的經驗同樣值得借鑒。臺北市的垃圾量從原來每天4000噸降到每天八九百噸，大概用去七八年的時間，垃圾回收率達到65%，可燃垃圾占據70%左右。經過更有效的分類之后，垃圾總量明顯減少，以至于有些焚燒廠建起來，卻無垃圾可燒。

　　反對垃圾焚燒項目，最有力的質疑是政府在推進垃圾分類上做得不夠。一方面，當下政府缺乏對垃圾分類的長遠規(guī)劃，立法推動不足，教育宣傳不盡人意。另一方面，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致使分類設施缺乏，回收體系不完整，“分類收集、混合運輸、處理”的問題遲遲無法解決。以北京為例，政府在一個垃圾焚燒廠的投資超過8個億，而投入垃圾分類的專項資金一度每年只有2000萬元。